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共同奋斗，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形成了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而这一切的渊源均始于194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发布前的国内形势

　　抗战胜利后，中国迎来了短暂的和平，国共两党开始就如何组建新政府等问题进行谈判，似乎预示着黎明将至，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仍不放弃反共图谋。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悍然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由此，解放战争爆发。战争的再次降临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并造成数以百万的人员伤亡，使得本就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民众雪上加霜，此时，内地商贾纷纷逃往香港，许多民主人士亦至此避难，一时间，香港成了中国的“政治热土”。内战的爆发让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人士更加迫切地为国家前途而奔走。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发表成立宣言，主张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1948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继续发动攻势，并相继取得胜利，成功歼灭了大批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为战略决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革命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策划和制造一系列惨案成为国民党反动当局维系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使得民主党派中一些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此时，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起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成为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愿望和自觉选择。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便曾向中共提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他还表示：“早就准备驰电毛泽东，庆祝这个民主的联合政府。”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亦曾向中共表示：“解放区应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以对国内外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沈钧儒还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或由各民主党派向中共通电提出此项建议，而上述提议也代表了当时许多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心声。此刻，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建设新政权的宏伟蓝图，准备迎接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五一口号”应运而生……

千锤百炼的“五一口号”

　　按照惯例，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中共中央都会对外发表宣言、口号，举行集会、游行，刊发文章及社论。1948年，时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将至，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正率队驻扎在太行山深处，凭借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强烈的政治责任和高度的职业敏感，廖承志认为在这一重要时刻，中央肯定有重大主张需要发布，便以一份简短的电报予以请示，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五一口号”初稿由胡乔木起草，共计24条，主要内容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向各方致敬和问候，并且秉持“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的理念，向全国人民发出民主建国的号召。1948年“五一”前夕，毛泽东对“五一口号”初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审核修改，修改后的“五一口号”共计23条，可谓字字千钧，从而播撒下了中国新型政党关系、新型政党制度的种子，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主席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天，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新华广播电台同时进行了广播。《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分别于5月1日、5月2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全文。此外，由中共香港分局主办的《华商报》亦迅速将“五一口号”刊发在该报显著位置，“五一口号”随即传入香港。

　　1947年5月，为了加强香港工作，中共中央正式成立香港分局，潘汉年从上海调来香港，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密切合作，成立了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委员会。他们倡议在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及代表举办“双周座谈会”，并最终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双周座谈会”由各民主党派轮流主持，往往在连贯家或李济深家中轮流举行。“五一口号”发布的次日，即1948年5月1日，毛泽东提笔致信避居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工作的沈钧儒，以协商的口吻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并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5条作了进一步阐释。

　　各界民主人士通电响应“五一口号”

　　此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双周座谈会”连续两天进行讨论，决定立即联名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 并推举马叙伦起草复电。1948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等，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向全国同胞发出联合通电，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五一口号”。不久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九三学社纷纷以政党名义宣布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五一口号”。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等方面代表共计600余人出席。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还商讨了筹建新中国的相关事宜，强调各民主党派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起担负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

可以说，新政协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奋斗的结果，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次伟大胜利，是“五一口号”的标志性成果，进而深刻诠释了“五一口号”的重要意义。回望历史，由“五一口号”所奠定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日渐成熟，实践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创造性、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家治理需要，是有利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基本政治制度。

（注：此文作者系李臣，原载《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