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协商建立新中国期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成为团结一切爱国人士的法宝，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在此历史进程中，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沈钧儒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沈钧儒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逐渐认识到中国政党制度必须扎根中国土壤，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沈钧儒接触马克思主义有明确记载的时间是1921年。当时，为了寻求救国之道，沈钧儒广泛阅读并研究各种学说和思想，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在1921年3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资本论》中最好的部分就是讨论经济的事实，因为马克思对于这些事的智识，非常精博。”从中可见沈钧儒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

　　实际上，沈钧儒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应该更早。在日记开头，他就写道：“马克思的大著作资本论，更将共产党宣言底量及质加以扩充。”可见，此前他必定读过《共产党宣言》，不然不会有此一说。另外，1921年的沈钧儒可能跟中共一大有关系。沈钧儒籍贯嘉兴，但生于苏州，此后为了探索救国之路又辗转各地，很少回嘉兴。但是1921年5月21日，他给长子沈谦的家书中提到，准备将全家从上海移居到嘉兴，“已在嘉兴看了一屋，在南门小城门边上”。6月，沈钧儒全家搬来嘉兴；11月，全家又搬回上海，而中共一大就是在1921年的8月初于嘉兴南湖胜利闭幕的。王会悟曾解释为什么到嘉兴南湖开续会：嘉兴至少有朋友，嘉兴至少有熟人，实在不行，还可以请一些社会贤达。她提到的嘉兴籍社会贤达，当时最有声望的莫过于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和参议员沈钧儒，他们当时正好都在浙江为制定省宪忙碌。无论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沈钧儒确实初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解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涵，这为他日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奠定了思想基础。

　　沈钧儒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几个时代，他政治倾向的转折点是在大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沈钧儒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并得到了中共方面的大力支持。据沈钧儒回忆：“当初成立临时省政府时只分政务及财务两个委员会。正式成立临时省政务会议时，原张静江一派于投票时拟争秘书长职位，结果我由于中国共产党之支持当选为秘书长。”沈钧儒担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后，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负责人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员密切合作，关系至为融洽，对共产党的主义、对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有了较深的了解。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沈钧儒因为共产党嫌疑被关押，随着宣中华等共产党员被杀害，沈钧儒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后来虽然获释，他还是坚决地脱离了政界。这次与中共的合作虽然短暂，但对沈钧儒今后的政治生活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沈钧儒曾领导创建救国会，成立民盟。在沈钧儒等人的领导下，救国会迅速成为一支强大的群众力量，开展了一系列救亡运动。毛泽东曾这样高度评价救国会：中国的抗战是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的作用。抗战初期，沈钧儒等人联名向国民党当局建议，请求设立由各党派和各方代表参加的民意机关。1938年4月，在中共和各中间党派的极力争取下，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同年7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在汉口召开。在会上，国民参政员沈钧儒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和《如何使有钱者出钱，充实抗战经费；如何保障人民最低限度生活，使有力者勇于出力，便利民众动员工作案》，获得许多参政员的联署支持。

　　沈钧儒在经历了民国初年的乱象丛生和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后，认识到那些超越中国国情、背离历史潮流的政党制度必定会破产，并完全认同中共追求的国家独立、民族复兴、政治民主、人民幸福等主张。在救国会成立初期，沈钧儒就坚定地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他更加确信“惟中共才能拯民于水火之中，故我们必须跟着中共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抗战胜利后，沈钧儒为争取和平、民主、自由、建立新中国，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独裁和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而积极奔走。但是，继国民参政会变成了国民党粉饰独裁的工具后，政协会议又沦为了摆设，随着国民党一再撕毁政协决议，召开伪国大，坚持独裁统治，沈钧儒放弃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却越来越坚定，他曾在调停东北内战失败后，对救国会同仁孙晓村说：中共说话算数，说到一定做到，他们是真正为了人民，为了国家。还有一点，中共不仅方针正确，论人品，他们每个人都品质高尚，作风正派。鲁迅生前曾说过，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肩上，这一论断完全正确。因此，当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沈钧儒率先响应和拥护。1948年5月5日，沈钧儒代表民盟与其他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一道连发两电，分别致毛泽东与全国同胞。两电均指斥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前例”“伪装民主，欺蒙世界”，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协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之本旨”；表示要与全国人民“共同策进，完成大业”。此后，各民主党派、各社会贤达反响空前，公开地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48年6月14日，在沈钧儒的提议下，民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第一次明确提出必须开展一场新政协运动，从此拉开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新篇章。

　　沈钧儒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情怀，积极入世、和而不同的行为取向，展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根植的深厚文化土壤

　　沈钧儒能从科举出身的进士成为坚强的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很大程度上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民惟邦本”“天下为公”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将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执政目标。沈钧儒很早便从事立宪运动，要求建立民选议会。1907年9月，由沈钧儒四人领衔向清政府呈递的《民选议院请愿书》，是当时留日学生和民间的第一份请愿书。民国初年，沈钧儒坚定地站在人民立场上，倡导联省民治，积极从事浙江自治运动。当国家和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沈钧儒又冒着“要参加就要准备坐牢房，甚至砍头”的危险组织救国会，掀起全国救亡高潮。沈钧儒始终立足于国家和民众的立场，作着持续不断的斗争，尤其在国民党肆意破坏国内和平、践踏民主，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关键时刻，沈钧儒坚定无畏地前往香港恢复民盟总部，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率先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第一批北上参与协商建国，这一系列举动的核心正是其民本思想的突出表现。

　　沈钧儒政治实践的准则是和而不同。沈钧儒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行为上一直秉持着“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对于仕途，沈钧儒的态度是但求真理不求功名，“苟有所见，亦毫不能隐忍守默，恐终于做官二字有碍耳”。对于暴政，沈钧儒的态度是“主张坚决，态度和平”“坚决，不是固执，不是刚愎，更不是偏见，而是能确切了解反对者的错误点，对于自己的主张能坚决把握其正确性”“和平，不是示弱，不是无能的表示，而是一种正常的适当的态度，这种态度乃是根据坚决的主张，心平气和的达出合理的意思来”，在“七君子”事件的斗争中，沈钧儒一直奉行这一信条。沈钧儒组织领导救国会，虽然初衷是响应中共八一宣言，拥护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但是对于共产党早期坚持抗日反蒋的提法是不赞成的，为此，沈钧儒联合几位救国会领导人发表了救国会的重要政治纲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是救亡运动中第一份呼吁国共合作的政治宣言书，对促进国共两党走向团结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沈钧儒参与新政协召开、新中国成立的协商实践体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先进性、可行性和巨大效能

　　沈钧儒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主动倡导开展新政协运动，其鲜明的拥共态度，为中国共产党争取第三方政治力量的支持开启了大门，感染和影响了广大民主人士纷纷坚定拥护中共，再加上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也让还在观望、迟疑中的大多数第三方政治力量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从此，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最终与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共同斗争上尽了力的民主党派协商建立新中国。

　　“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共中央安排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沈钧儒等4人第一批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积极投身参与新政协新中国筹建。到达解放区后，沈钧儒牵头与其他民主人士一道，多次与中共中央代表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进行讨论。沈钧儒还建议，这个草案也应该发往香港，广泛征求各民主人士的意见。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在会上发言表示：“我们一定要制定出一个能反映全国人民要求的施政纲领草案……以便顺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迅速实现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中华人民统一民主共和国。”筹备会选举沈钧儒为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亲身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的起草工作。沈钧儒感受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伟大，不禁感叹：这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遇见的民主政府、民主精神。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沈钧儒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新政协会议对“共同纲领、国号、国旗、国歌、国徽、国家领导人选等”进行了充分协商。在国名的讨论中，一些同为辛亥革命老人的与会者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加“中华民国”简称，沈钧儒从法律角度出发表示：“去此几字，并无忽视辛亥革命之意，留着则反而不合法律观点。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小，而无载之于文件上的其他简称。”沈钧儒等民主党派人士全身心的政治参与，广泛的社会整合，充分的利益表达，生动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和功能。

　　（注：此文作者系朱菲菲，原载《团结报》）